知所从来，方明所往。法律从来不是悬空的规则体系，而是镶嵌于社会肌理的文化基因。当张氏叔侄案、于欢案盖上了正义的红章，“人情”与“法理”的张力也逐渐在司法实践中相互融合。历史证明，法的生命力源于对社会脉动的敏锐回应。法律从来不是庙堂之上的雕梁画栋，它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表达。我想，检察官不应仅仅是精通法条技术的“工匠人”，更应该是深刻理解社会、洞察人性的“思想家”。

当我第一次翻开《写给年轻法律人的信》，陈少文教授在扉页写下的那句——“法律人的初心，不该是冰冷的条文，而是滚烫的信仰。”它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我在检察工作中无数个困惑的瞬间。书中写到“快乐高于责任——没有人希望你愁眉苦脸地帮助别人。”后来我逐渐领悟了其中真谛：当我们把追求公平正义当作内心的热爱，责任就会化作快乐。快乐能让我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调查中的重重困难，以更加敏锐的洞察力去挖掘案件背后的真相。

在书中，高智商犯罪者张东升与“坏小孩”朱朝阳实施的犯罪几乎瞒天过海，但法律之眼不会被蒙蔽，它从细节中寻找裂缝，在证据中拼凑真相。这些年，我从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中看到，未成年人犯罪背后藏着家庭教育失责、学校教育缺位、社会保护缺失的深层病灶。法律的意义远不止于惩罚，我们制发《督促监护令》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、推进法治进校园都是为了不让下一个“朱朝阳”出现。《坏小孩》的结尾，朱朝阳在日记里写下“好想做一个全新的人”，剧会落幕，书有终章，我们的守护，永不停止。